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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贝托·埃科:人天生就是一个会虚构故事的动物

发布时间:2020-08-15 浏览次数:173次 作者:麦克尔

翁贝托·埃科:人天生就是一个会虚构故事的动物



  

□新时报记者 江丹
  有哪位作者会在自己的悬疑小说结尾处添加一份“学术说明”?翁贝托·埃科就是这样做的。这位意大利著名作家还有很多学术头衔:符号学家、美学家、史学家、哲学家等,而且他的很多小说也写得富有学术气息,宏大而且严谨,比如新近在中国上架的《布拉格公墓》,借助一个虚构的人物讲述了一个他熟悉的历史大事件。
将真实的历史写成小说
  翁贝托·埃科的悬疑小说《布拉格公墓》新近在中国上架,他在其中淋漓尽致地展现着符号学阐释的魅力、他对历史的熟知以及美学的把握。
  这是一个小人物扭转大格局的故事,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,但是埃科在小说开始之处便已经给出暗示:一位叫卢卡斯的人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古书上裁下衬页,在上面用各种字体伪造了三万多份手稿。
  “其实连小孩都知道,在那些年代有学问的人都是用拉丁语写东西的。然而法国的学者们却根本意识不到其他民族操着与法语不同的语言。此外,那些伪造的信件上还说,帕斯卡比牛顿早二十年发现了万有引力,这足以迷惑那些被盲目的民族自信心冲昏头脑的索邦大学师生。”
  小说的主人公西莫尼尼用同样的方式撼动了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历史。他知道,人们只想要与自己立场一致的文件,而鲜少去关心它们是否真实,他还知道,人们倾向于相信那些模糊的信息,因为他们也能以解释的姿态参与其中。人人都想从符号中解读出自己想要的意义,成为符号流传的一部分。
  “为了具备极高的可信度,文件必须从头编起,并且最好别让人见到它的原件,只是对其有所耳闻,但是怎么也查不到任何在世的原始资料……透露的信息必须非比寻常、令人震惊、光怪陆离。只有这样,文件才能为人所信,才能激发读者的愤慨。”小说里写道。
  埃科在《布拉格公墓》的结尾处加了一份《无用的学术说明》。这或许是出于一种学术习惯,即使埃科本人似乎也觉得有些多余,所以他给出的限定词是“无用”,或许也只是一种创作技巧,总归对读者来说并非无用。如果读者第一时间读到这份说明,那么他们会更快地进入故事。不同于其他的悬疑、推理或者侦探小说,对一些不了解欧洲历史的中国读者而言,想要在第一遍阅读时就体会到埃科文学创作的精妙之处会有些困难。埃科列出了一份详细的表格,重新梳理了故事的顺序,让读者得以厘清整部小说的时间线。
  《布拉格公墓》是一部虚构的小说,但实际上其中唯一虚构的人物只有主人公西莫尼尼。“其他所有人物(个别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除外,诸如公证员勒博当戈和尼努佐)也都是真实存在的,他们也的确说过书里的话,做过书里安排他们做的事。”埃科解释。正因为他熟悉那段历史,所以才能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自如地调配他们的出场,将真实的事件写成埃科的小说。
  埃科还在小说里写了很多美食,它们是小说人物的一种生活乐趣,也是沉闷、悬疑气氛的一种调剂。比如主人公的爷爷所喜欢的那道巴罗洛红酒焖肉:“把牛肉和洋葱、胡萝卜、芹菜、鼠尾草、迷迭香、月桂、丁香蕊、桂皮、刺柏、盐、胡椒、黄油、橄榄油一起焖,当然还要倒入一整瓶巴罗洛红葡萄酒,配上波伦塔或土豆泥一起食用。”一个书名应该把思绪搅乱
  《布拉格公墓》被誉为埃科继《玫瑰的名字》之后最精彩的小说。《玫瑰的名字》在埃科文学生涯中的作用至关重要,可以说,正是它让世界认识了作家埃科,并领略他在符号学、历史学、美学领域的深厚素养。
  埃科曾在收录其部分演讲稿的《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》中说,写《玫瑰的名字》只花了两年时间,因为小说里中世纪的那些事儿他不需要做任何专门的研究,因为那就是他数十年日常的工作。在创作《玫瑰的名字》时,他已经有25年的中世纪资料收集经验,只是在翻阅那些为另一个项目而准备的档案卡时,便完成了这样一部精彩的小说。
  1980年,《玫瑰的名字》出版,彼时埃科已经年近50岁。小说甫一上市便风靡世界,并且引发了一股汹涌澎湃的“解读”热潮。某种意义上说,《玫瑰的名字》是符号学学者埃科的一场学术实验。小说之中,主人公侦探威廉解读着种种信息,推论杀人凶手,试图破解案件。小说之外,读者积极参与到埃科有意设置的符号解读中,仅是这个书名就有无限解读的可能。
  埃科看重这种解读和交流。在《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》中,他说自己根本不相信一些作家说的“只为自己写作”,在他看来,作家唯一专门自己写的东西是购物清单,那只会让他们记住要买些什么,其余的东西都不是独白,而是对话。
  《玫瑰的名字》收到了来自读者各种各样的解读,有意思的是,埃科后来还出版了一部《玫瑰的名字注》,以回应这些反馈。“当然,作者不该阐释。但他可以讲述他为什么写作,如何写作。文学评论并不总是有助于理解所评论的作品,但却有助于理解如何解决生产作品这一技术问题。”埃科写道,“没有什么比发现自己没有想到而由读者提出的解读,更让一部小说的作者感到安慰的了。当我写理论著作的时候,我对批评家的态度是‘判断’性质的:他们是否理解了我要说的?写小说则完全不同。我不是说作者不能认定某一解读在他看来是荒诞不经的,但无论如何,他应该三缄其口:让别人拿着文本去反驳这一解读吧。”在另一本著作《开放的作品》中,埃科也肯定过读者积极的解读作用,“我所研究的实际上是文本权利与诠释者权利之间的辩证关系。”
  与其他侦探小说不同,这部小说没有使用《修道院里的谋杀案》这样的有明确指向性的名字,而是看上去似乎不知所云甚至与故事没有直接关联的《玫瑰的名字》。“我喜欢这个名字,因为玫瑰是一个意义如此丰富的象征形象,以致落到毫无意义或几乎毫无意义的地步……读者迷失了方向,他无法选择一种解读……一个书名应该把思绪搅乱,而不是把它厘清。”埃科曾如是解释。
写小说是因为想写小说
  2016年2月,埃科逝世,享年84岁。几个月后,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《试刊号》在中国出版。跟之前的很多小说不同,这部作品没有那么多的学术成果展示,但却是他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呈现,他有过媒体从业经历,也为报纸撰写专栏,他在小说里借助一份报纸的筹备,表达了对社会公共事件的观点,以及敏锐的社会观察和批判。
  电影文化学者戴锦华曾参加过出版方组织的《试刊号》的试读会,在她看来,读者不应该只是从《试刊号》读到一种厚黑学,而是要学会鉴别媒体事件和社会事件。她称赞埃科是为数不多的通才、“一个所谓最后的知识分子”“一个伟大智者”,毫不掩饰自己对埃科的热爱和推崇。也是在这次试读会上,她解释了自选集书名《昨日之岛》的由来,它正是来自埃科。埃科有一部小说名为《昨日之岛》,戴锦华喜欢其中的一个时刻描写。“一个分界线,踩过去是明天,回来是今天或昨天。这个很像我们今天的历史感觉,好像随时可以迈入未来,好像随时可以反归回来,但同时我们既不在未来也不在历史,甚至我们不能肯定什么是今天、什么是当下。”
  埃科生前还创作过科幻故事,讲述太空故事。《矮人星上的矮人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,配之以幽默的插画,传达“对现代文明的警醒和人类未来的思考”。“这些故事非常简短,甚至有些笨拙,但其中投射出一种令人难以忘却的声音,它不属于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谙熟中世纪和符号学迷宫的博学长者,而是属于人类的孩子。”作家张定浩这样评价。
  如今,我们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倾听埃科亲自解读他的作品创作,但我们依然可以像他希望的那样去无限解读其留存的作品文本,根据我们的喜好选择想要阅读的书目,然后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表达各种各样的读后感。
  埃科曾说,他写小说是因为他想写小说,“人天生就是一个会虚构故事的动物”。作为埃科的读者,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在根据他的虚构故事虚构着我们自己的生活,在现实和故事之间穿梭。这或许也是埃科作品的一个启示,我们的生活即使我们不阐释,也会有后来人远隔着时间进行某种解读。孙婷婷 绘